原标题：穿越时空文物猪
猪是人类很早就驯化的一种动物。先民将野猪捕获后围起来饲养，经历多代繁育后，逐渐将其家化成性格较为温顺、体型更肥美的家猪，同时它们的习性和外貌也发生许多变化。
余姚河姆渡遗址（公元前5000年—前4500年）出土的猪纹黑陶钵（1977年出土，高11.7厘米、长21.5厘米、宽17.5厘米，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就已经有了家猪的一些形态。猪身刻饰圆圈纹和叶纹，将身上鬃毛艺术化处理，反映了河姆渡人艺术构思的奇巧和审美情趣的淳朴。这件文物被认为是我国在世界上最早驯化野猪为家猪的有力证据。
江苏龙虬庄遗址（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出土的猪形陶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9只陶罐小如茶盅，大似儿童储蓄罐，外形或翘嘴睁眼，或抿嘴拱鼻，憨态可掬，十分可爱。猪形陶罐的这种造型，与当时家猪饲养业发达有关。
猪，特别是野猪，天性非常厉害——看看其獠牙就知道。旧石器时代的先民崇拜野猪，甚至将之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或者神兽。
为了护体辟邪和宣示勇猛等，人们还制作玉猪龙随身佩戴。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的玉龙有两种常见的器形：一种为C形，另一种则为猪形。国家博物馆馆藏C形玉龙，是挂在胸前的佩饰。C形玉龙是一只野猪的头颈部，圆筒状的嘴巴，鼻端前突、截平，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颈上部长长的鬣向后飘曳；天津博物馆馆藏的具象玉龙，其头部竖着两只大耳朵，阴刻一对大圆眼，嘴部前突，鼻部刻多道褶皱，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玉猪龙。目前所知的20余件玉猪龙整体形态一致，龙的嘴上均有多道沟纹状的褶皱，分明就是大鼻子、大嘴巴的猪。
在古代，猪被视为“水畜”。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曰：“彘，水畜也。”因此，时人在祈天求雨等祭祀活动中自然将其选择为沟通人神之间的信物。东汉《说文解字》中有“珑，祷旱雨也，龙文，从龙，龙亦声。”这表明，雕刻成龙形的玉猪，是用来祈求下雨的。安徽省博物馆馆藏了一只玉猪，全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个头最大、重量最重的玉猪。玉猪猪嘴、鼻孔、眼、耳俱全，并有一对獠牙，形态逼真。新石器时代凌家滩文化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城市广场，遗址祭坛近顶部发现的玉猪，就是用来祈求上天保佑人间风调雨顺和平安吉祥的。
2010年，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镇群众在潜河上游挖沙时，挖出一尊宋代铸造的大铁猪，重达900多斤，据考证，这头大铁猪是用来镇河的器物。
先秦玉猪握
战国末期开始，“猪”成为财富地位的象征。
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着三只精巧的小玉猪，小玉猪都是微雕的玉，出自战国早期著名的曾侯乙墓。在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山西省博物院等博物馆，也都藏有玉猪握。
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中，还有数量不少的战国及秦代彩绘漆木方盒，或绘有猪图案，或本身就是猪形状。这些漆器，有的是盛酒的，有的是梳妆奁。其中，秦代双头猪漆奁是女子陪嫁的化妆盒，母亲希望女儿出嫁以后能早生贵子。这些都表明战国末期到秦代，人们特别喜爱猪这种动物。
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征战频繁交通阻塞，玉材来源亦受到限制，玉制品甚少，替代品开始出现。1942年，成都王建墓出土了一只镀银铜猪，长11厘米、高3.4厘米。卧状，通体呈黄色并刻有细纹，形象生动，制作工艺颇精。
“蓄猪”起自汉代
杨林
秦汉时期，家猪的饲养越来越普遍。在汉代，猪与鸡、犬、牛、羊、马并称“六畜”，是人们普遍饲养的家化动物。汉代养猪多以放养为主，就像放牛羊一样，放猪者谓之“牧豕人”。在《后汉书》中就记载了一个名叫吴佑的南海太守之子，在其20岁父亡之后，不受遗赠，“常牧豕于长垣泽中”。
汉代时，政府积极督劝农民养猪，“蓄猪以至富”已经成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养猪业因此得以迅猛发展。而且其驯养方式也发生较大变化，培养出不同地域的优良种猪，并且由此衍生发展出“相猪术”这种新的相畜术。
我国已经出土许多汉代陶猪，还有陶猪圈。在河南焦作一座汉墓出土的陶猪圈是座两层小楼。这个猪圈有精美的几何花纹，艺术价值很大。
“豕尊”原来是酒器
夏商周时期，猪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从河南殷墟中挖掘出土的甲骨文残片中，就多次出现象形字“豕”。“豕”象猪形，长吻，大腹，四蹄，有尾，本义猪。在当时，甲骨文只有高等贵族统治者在占卜和祭祀时才使用，由此可见猪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