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事大操大办才是尽孝”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影响广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改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家庭富裕起来，大办丧事之风卷土重来且愈演愈烈，京郊农民每年用于丧葬的费用高达一亿多元！丧事从简立法、宣传，党员干部带头树榜样……在北京，新风尚和旧观念上演了一场“遭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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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陋习“死灰复燃”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火葬逐渐代替了土葬，一些殡葬陋习也随之改变。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家庭手头儿的活泛钱多了，大办“白事”也“死灰复燃”。一些人不仅为死者搭灵棚、糊车马，还要叫来吹鼓手热闹一番。
1982年，本报曾接到读者来信反映：10月22日晚上，在蒲黄榆居民区，不知道是哪一家为死去的亲人送葬。他们八个人抬着棺材，还有敲锣的、打鼓的。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把一条不宽的胡同挤得水泄不通。都解放30多年了，还搞这一套，真是太稀奇了。（1982年11月12日《北京日报》2版，《这样办丧事不文明》）
1983年，又有斋堂群众来信反映，当地一户张姓人家办丧礼，根据死者的临终嘱咐，举办了一次当地解放30多年来规模最大、形式最隆重的丧葬仪式。遗体在家停放了5天，大摆回灵席。为丧事奔忙的人不下百人。第4天晚上，还请吹鼓手和戏班，吹吹打打为其唱了堂会。送葬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家人身穿重孝，随着去送葬的人也都佩戴黑布，光孝布就用了100余尺。8个小伙子抬着棺灵。30多人抬着17个花圈在前边开路，绕行半条街，招来围观的群众足有几百人。在三四百米长的一段街上，还摆了5处祭供桌，每到一处，大队人马就得停下来，等着摆供的人磕完头、烧完纸才能前进，影响很坏。（1983年1月28日《北京日报》2版，《斋堂粮库党支部书记参加大办丧事活动》）
这种大办丧事的风气到上世纪90年代依然没有收敛，甚至还“带旺”了此前已多年不见的“吹鼓手”乐班子。
1992年8月8日本报6版社会纪实《京郊吹鼓手今传》里记录：出东直门往东，十里外有户人家，近两年靠改革开放政策好，做生意发了家。兄弟三人相商，为两年前死去的老娘重办丧事，表表孝心。三兄弟决定：大请宾客，隆隆重重，要热闹三天，吹鼓手的班子一下请来三个。
平谷县有一户办丧事，不但购置了纸人、纸马，请来了秧歌队扭秧歌，而且花费1800多元请来了10个假和尚吹吹打打，“超度亡灵”。
当时，这种丧礼闹剧经常上演。
1995年1月16日晚上，在南磨房通往武圣里农贸市场的一条小马路上，前面有人抬着纸马纸车，然后是挑灯的、打幡的、穿孝服的，鼓号声、哭嚎声响成一片。在市区的马路上，这群人缓慢移动，阻碍了交通，汽车笛声不断，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1995年1月21日《北京日报》6版，《鼓乐齐鸣扬幡送丧阻碍交通》）
那时，一档丧事，往往要花万元巨款。仅雇吹鼓手和鸣放鞭炮两项，就各占千元以上。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为面子过得去，背上了难还的债务。更为严重的是，攀比之风日盛，浪费也更严重。
这种大办丧事的情况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1996年，市农委的一位领导在郊区县县委书记、县长会上介绍：据统计，近几年京郊区县农民每年用于丧葬的费用高达一亿多元！他疾呼，丧事大操大办之风已到了非刹不可的地步！（1997年1月9日《北京日报》6版，《死灰何以又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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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观念“遭遇战”
不断的群众来信揭示的其实是当时社会上对于丧事如何办的新旧观念的冲突和交锋。
为了抓精神文明建设，北京很多乡镇成立了移风易俗理事会、婚丧嫁娶管理委员会，推动丧事新办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1994年12月28日本报1版《移来新风驻台湖》报道，当时的通县台湖乡开展的人生观系列教育活动，正赶上田家府村党支部书记白忠山的父亲去世。凭一个党员干部的觉悟，白忠山提出丧事从简。
“什么？！”同族长辈们没等他说完，就把他的话顶回去了：“你能当村里的家，可当不了我们家族的家。”
新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俗旧观念打了个“遭遇战”，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较量。乡党委支持鼓励白忠山：移风易俗，党员看支委，支委看书记，而群众看全体党员干部。只要书记冲锋在前，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白忠山有了主心骨，回村即宣布：这次办丧事，一不设帐桌，二不请吹鼓手，三不收份礼，参加人员仅限于直系亲属。
这不啻于一下子捅了旧风俗的马蜂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