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动物考古90年

　　总的来说, 殷墟动物考古, 即殷墟发掘的动物遗存资料的获取与整理研究的历史, 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的所谓“殷墟传统”的一部分[38]。正如张海指出的, 殷墟的发掘是在考古学初传中国之时, 由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组成并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正式考古发掘, 因此殷墟的发掘必然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并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传统。强调科学的方法和多学科的研究是“殷墟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动物遗存的鉴定和研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因此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在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历程中有一个很好的开端。

　　但是, 此后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却很长时间内与世界动物考古学的前沿研究有所脱节, 而与西方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状况相似, 即主要由有生物学或古生物学背景和兴趣的学者从事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 其中多数的研究是对动物种属的描述与分类, 也有少数学者对以后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一些预见性的看法[39]。杨钟健、刘东生先生是对动物考古学最早提出一些非常有指导性、先见性看法的前辈学者, 可惜的是, 他们虽然是各自研究领域的卓然大家, 但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研究毕竟只是“客串”性的, 没有也顾不上一直关注这些方面的研究。而中国的考古学家很长时间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充其量也只对动物种类的鉴定有兴趣, 比较关注遗址环境信息的一些学者则相对重视与反映生态环境有关的动物种类。由于杨钟健、刘东生等鉴定的殷墟出土的动物遗存的种类, 基本反映了殷墟居民日常生活所利用的哺乳类动物的多数种类, 在考古学整个学科对动物研究的潜力认识不足以及缺乏专门从事动物考古学学者的背景下, 不难理解后来在殷墟从事发掘的学者对出土动物遗存的兴趣仅限于确定以往没有发现的动物种类 (如鸟类、贝类、龟类等遗存) 以及与祭祀、丧葬活动有关的动物种类。

　　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动物考古学进入新的发展期, 开始全面、系统整理、研究殷墟遗址不同地点不同考古背景的遗迹中出土的丰富动物资料, 以此为基础返观以往的动物资料, 全面综合已有的基础研究资料, 充分利用相关研究成果, 深入挖掘以往资料中蕴涵的信息。在研究中重视通过对殷墟不同地点出土的动物遗存的研究, 运用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等定量分析的方法深入探索商代晚期被饲养的家畜种类、相对丰富程度、屠宰模式以及家畜饲养业的规模和结构, 从而深入认识晚商时期殷墟不同阶层的居民开发动物资源的能力和畜牧业生产组织的状况。通过对孝民屯等遗址墓葬、祭祀遗迹中出土随葬动物的种属鉴定、骨骼部位、骨骺愈合状况、骨骼表面痕迹、不同部位肢骨关节是否相连的考察, 廓清晚商随葬动物时的用牲种类、部位的选择偏好, 探讨商人的饮食风习与特定的葬俗文化、礼仪制度, 也在此基础上对后世礼书文献的相关记载进行检讨和对比研究。对孝民屯等多个地点墓葬中出土的动物葬品进行全面的动物考古学整理, 也使得重估以往殷墟的墓葬材料尤其是随葬动物的丧葬用牲制度等有了基础和第一手动物考古鉴定资料的参照。对殷墟铁三路等制骨作坊遗址出土骨料、骨器半成品与成品的研究, 把动物考古学的骨骼形态学研究和动物骨骼量化统计方法的研究引入制骨工艺与制骨手工业研究, 改变了以往制骨工艺研究较为粗疏、缺乏动物骨骼形态鉴定、量化统计的状况, 使得殷墟和中国制骨手工业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在今后殷墟的动物考古工作和研究中, 除了上述研究的丰富、深化外, 还应更注重动物资料出土的考古学背景分析, 注重动物遗存的遗址内空间分布模式的分析 (intra-site spatial pattern) , 对宫殿宗庙区、贵族居住区与作坊遗址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动物遗存进行对比研究, 揭示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肉食消费结构的差异, 探讨殷商社会的阶层分化, 探讨不同功能与用途下的动物产品开发, 如殷墟制骨手工业中对动物骨骼原料的利用模式与制骨工艺分析, 引进动物考古学的形态学分析对卜骨卜甲的制作等进行新视角的观察和研究。另外继续加强对晚商时期安阳殷人消费的主要动物的死亡年龄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揭示其屠宰模式, 探讨不同动物是否本地生产抑或由远近乡村聚落供应或方国供应, 也有助于探讨区域间、不同层级的聚落间的资源流通模式, 探讨殷商国家的城乡资源生产与供应体系、专业化生产与分工等一系列与社会复杂化进程息息相关的学术课题。在多学科的整合研究中, 以动物考古学的研究为主, 以甲骨卜辞的研究作为参照, 充分结合甲骨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动物考古学的分析结合, 继续对殷墟出土动物遗存开展同位素与古DNA的测试、分析, 以图解决一些常规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难以解决的问题。

　　注释

　　1张海.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和传统[J].华夏考古, 2011 (4) .